鄒幸彤：當辯護成為一種罪行

2021年的一個尋常午後，鄒幸彤走進香港街頭。身為律師，她原本可以選擇另一條路——安穩的執業生涯、體面的收入、不觸碰紅線的平靜生活。但她選擇了站在法庭之外，為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辯護。
這種選擇，最終讓她成為《港區國安法》下被控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的被告之一。
鄒幸彤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凝視，不在於她是誰，而在於她代表了一種逐漸消失的處境：當法律制度本身成為壓迫工具，律師還能扮演什麼角色？
她出身劍橋大學法律系，取得香港大學法學碩士，執業資歷完整。這樣的背景讓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法律條文的邊界在哪裡。諷刺的是，這份專業知識並沒有保護她。2021年6月，她因參與六四紀念活動被控「非法集結」；隨後國安法下的指控接踵而至，審訊一再延宕，她以「拒絕認罪」的姿態面對所有程序。
這裡存在一個殘酷的悖論：法律專業訓練她追求程序正義，但當程序本身被掏空，堅持便成為唯一的抵抗方式。
鄒幸彤並非沒有想過後果。在多次公開發言中，她談及的並非個人處境，而是香港法律界整體的萎縮——越來越多律師選擇沉默，越來越多案件無人承接，越來越多人離開這座城市。她的堅持，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集體退縮的反動。但這種反動的代價極為真實：羈押、審訊、可能長達數年的監禁，以及職業生涯的終結。
值得追問的是，一個社會為何需要將辯護定義為犯罪？
這個問題指向的不只是香港的處境。在全球多個角落，從事人權工作的律師都面臨類似困境：土耳其的艾爾丁、中國的人權律師群體、白羅斯的辯護人——當國家機器運作順暢時，他們往往是最先被碾壓的群體。鄒幸彤的特殊性在於，她身處一個曾經以法治自豪、如今卻急速轉向的城市，這種對比讓她的處境更具象徵意義。
她的案件也暴露了當代法律的一個深層矛盾：法律成為政治工具，「守法」與「正義」之間的距離可以有多遠？
鄒幸彤選擇不認罪，不是出於對判決結果的樂觀，而是對法律程序最後一絲尊嚴的堅持。這種堅持在旁觀者看來或許徒勞，但對當事人而言，卻是僅剩的能動性。她曾在庭上陳述，即使法律條文已經變質，公開審判、律師辯護、據交換等形式要件，仍然是抵抗完全黑暗的最後屏障。
這種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主義，見仁見智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當越來越多法律人選擇妥協或離開，願意留在場內承受撞擊的人，其存在本身就具有某種重量。
鄒幸彤的案件仍在審理中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她的處境已成為一面子，映照出法律與政治交織地帶的複雜風景——在那裡，專業理與國家力碰撞，個人選擇與集體命運糾纏，而「正義」二字，愈發難以輕易說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