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住了十年的公屋,第一次发现原来门牌号码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。」阿珊把那张印有「业权转让完成通知书」的文件贴在雪柜门上,每天出门前都要再看一眼。对她来说,那张纸不只是法律文件,更像是一张迟到的入场券——终于挤进了香港人一辈子都在排队的「上车」行列。
租者置其屋计划(简称「租置计划」)从1998年推出至今,表面上是个简单的买卖程序:让公屋租户用折扣价买下自己住的单位。但在这个城市,任何牵涉到「置业」二字的事情,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交易。它像一面镜子,照出香港人面对楼价时的集体焦虑,也照出我们对「家」这个概念的各种执念。
迟来的选择权
1998年首批租置屋邨推出时,阿珊才小学六年级。她记得母亲看着宣传单张时眼里的犹豫:「买下来要几十万,万一以后楼价跌怎么办?」那个年代,香港人才刚经历完金融风暴,「负资产」三个字像幽灵般缠绕着每个想置业的人。结果母亲选择继续交租,把决定权留给了未来。
这一留,就留了二十多年。
直到2021年,政府宣布重启租置计划第二阶段,阿珊才发现原来母亲当年错过的机会,现在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。只是这次,轮到她自己做决定。当年几十万的单位,现在市值已经过三百万。讽刺的是,正因为楼价升得离谱,这个计划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——用大约市值三折的价格买下单位,对月薪两万多的人来说,几乎是唯一「上车」的可能。
数字游戏背后的心理战
房委会的资料显示,截至2023年底,租置计划已售单位超过四万个,但仍有近两万个单位未售出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心理拉锯战。
「最矛盾的是,我们一边抱怨楼价高,一边又怕买了之后楼价跌。」阿强在Facebook的租置计划讨论区里这样写道。他花了半年时间研究各个屋邨的成交纪录,发现同一个屋邨内,不同座向、楼层的价格可以相差十多万。「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是在买房子,是在买一个『上车』的资格。」
这种心态在香港人身上特别明显。我们习惯用「上车」来形容置业,仿佛错过了这班车,就永远追不上。租置计划就像是为公屋居民专门加开的一班车——虽然车厢旧了点,路线固定了点,但起码保证你能坐上去。
社区的隐形代价
然而,每个选择都有代价。当越来越多租户变成业主,屋邨里的社区关系也在悄悄改变。
「以前大家见面都会打招呼,现在电梯里碰到新搬来的业主,眼神都不一样了。」住在沙田某个租置屋邨的陈婆婆说。她在这里住了三十年,眼看着熟悉的邻居一个个搬走,新来的业主大多是用作投资收租。「以前夏天晚上,整层楼的邻居会在走廊乘凉聊天。现在?大家都在屋里吹冷气。」
更微妙的是,当单位有了买卖价值,原本单纯的邻里关系突然多了层计算。谁家装修花了多少钱、哪个单位刚以什么价格成交,都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。甚至有业主开始关注起隔壁的维修状况,担心会影响自己单位的估值。
最后一班车?
2023年政府宣布,将在2026年前完成剩余租置单位的出售。对阿珊来说,这像是最后的召集令。她最终还是决定买下住了十年的单位,「不是觉得会升值,只是不想再搬家了。」
这个决定或许道出了租置计划最真实的意义:在一个楼价高得离谱的城市里,它给了最没选择的人一个选择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靠炒楼致富,有些人只是想在一个地方安稳地老去。
当阿珊拿到钥匙那天,她在业主群组里发了一张照片:那张印着她名字的转让通知书,旁边是她母亲当年保留的租户证。两代人对「家」的理解,在这个小小的公屋单位里完成了某种传承。
也许,这就是租置计划最成功的部分——它不只是把砖头卖给租户,更是把一个关于「落地生根」的承诺,用我们能负担的方式交回到我们手上。
把租金变砖头:在租者置其屋计划里看见香港人的置业焦虑
Source: HotArtic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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